经世致用之学，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由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等提出。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

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这对我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到了宋代，理学最初由一些务实作风。

但后世的理学家却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所以落实到行动上往往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而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很难做到学以致用。因而自明中叶以后，理学走上了末路。

随着理学的没落，陆王心学崛起。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心”，尤其强调发挥主体人的能动作用，这恰恰弥补了理学后期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的弊端。

因此，陆、王心学便代替了程、朱理学开始发挥作用。然而，心学派的后人，也逐渐抛弃了“经世”精神，只致力于心学派本身，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不久，心学派开始衰败。

在明清之际，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和新兴的士民代表，反对空谈，主张关心时政。其中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最杰出的代表。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既达到了顶点，也成为了结束之声。

随着满清王朝统治的建立，早已失去生机的理学又被统治者拾起，但其关怀世运的一面却已不在，剩下的只是泛泛空谈。

另外，由于清政府在思想上实行高压政策，尤其是盛极一时的文字狱，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勇气，造成了一批批学者无奈地走上闭门治学之路，整日与考据为伴，不再关心议论政事。至此，在我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延续的经世致用思想走到了尽头。

清朝后期，面对封建末世深刻的社会危机，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进步学者再一次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实行改革。

其中较著名的有陶澍、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中有“卓著官声政声的督抚大吏”，也有“切于时务的下层官僚与文人学者”，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关注世事，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揭露矛盾，抨击时政，指责清王朝统治的腐败以及官僚队伍的无能、迂腐。

在揭露问题的同时，他们要求更法，呼吁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且，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出现了“开眼看世界”的新趋势。

随后，魏源在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编撰了《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想，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于整个我国近代社会。

正是有了林则徐、魏源等人在嘉道年间倡导的这一次经世之风，才有了随后以曾国藩、张之洞为代表的又一批地主阶级开明人士在行动上对这一思想的进一步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