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思想界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儒、佛、道三教分立，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三教中佛教对儒学学术思想乃至世俗的影响力最大。唐代时佛教已经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宗迅速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佛教的面目，它们以更广泛的方式影响一般人的精神世界与思维方式。一般民众不用说，即使在士大夫中，像傅奕与韩愈那样完全不信佛教的儒生也是凤毛麟角。

不过从总体上讲，隋唐的国家政权的精神力量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主，而对佛教则容纳与限制并举，对佛教或鼓励或打击的政策使佛教的扩张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道教对儒学思想的影响虽远不如佛教，但由于唐代李姓皇帝把老子尊为远祖，对老子的祭祀被列入国家正式祀典，道教经籍成为科举考试的法定经典，道举是当时科举的组成部分，士人通过道经考试可以成为国家官吏。

相比之下，隋唐时期儒学对士人的影响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力量，由于缺乏理论上的创新，儒学失去了在学术与思想上的号召力。

不过，在佛、道二教的刺激下，特别在中唐以后儒学有了相当的振兴，并努力寻找一度失去的传统的精神与文化优势。儒学在隋唐的发展始终受制于与佛、道二教及其它们相互之间的纷争。

从总的方面看，唐代后期儒学发生的转变已经透露出后来宋代儒学将要发生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看，唐代后期儒学对于此前儒学具有了一个结构性的转变，作为中心唐代儒学由主要作为历史与典章制度向注重心念的学说转化。

虽然，这种转化只是在宋代理学兴起之后才完成，但是在唐代发生的变化具有明显的这种倾向，并开启了这种变化。

在唐代对儒学的理解正如帝王统治者对待儒学所持的政策所表明的一样，儒学只是作为教化的工具，而对它的完善也被认为主要是通过制度性的可操作程序加以规定的，如制礼作乐，祭祀与教育等。

唐代儒学由于佛教的刺激，首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唤醒人们对儒家所宣扬的圣贤之道的重新关注，让它不仅回到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中心，同时也回到人们精神信仰的中心。特别是为了后者，儒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首先得益于佛、道两教的刺激，因为佛、道两教特别注重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关注，因此刺激儒学发展，自已的努力也越来越得以集中在这个目标上，并开拓了从自身经典寻找发展自身的道路。

韩愈除了寻找道统的支持，还特别转向《大学》的“将有为”思想以突出儒家的经世品格，除此，他还特别注重于对性情论的重新界定，以及对于人在世界的生存依据的探讨。

李翱则完全以性情问题为其中心，并充分注意到了《中庸》在这方面可能提供的资源。在《复性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学理论重心向心性论方向的明显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