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的后的一个皇帝顺治非常重视儒学，他在位期间，顶住各种压力大胆任用儒生为官，大力推广儒学文化。其后的康熙开博学鸿词科，以拉拢儒学人才。

同时，一大批汉族儒生，如李光地、张廷玉等，被封为高官。清初统治者的这些政策既促进了政权的稳固，也刺激了儒学的发展。

和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相反，清初还有一些大儒抵抗清朝统治，这些大儒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大儒，他们的反清复明思想，对清王朝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这也客观上引发了清初骇人听闻的文字狱。

在学术上，倡导“经道合一”是清初儒学的基本特征。所称“经”指儒家的经书，包括围绕经书而进行的考证、辨伪、辑佚、训诂等，“道”指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包括人文社会政治等思想。

“经道合一”的提出，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针对宋明理学发展到晚明以来经道分离这一客观现实而发的。经道分离使经本身变成纯粹的八股制艺之文。

面对经道的割裂，明代中叶以来一些学者给予批判，并初步提出“经道合一”的思想。承明人的倡导，清初儒学十分关注经与道的关系问题。他们论述的视角虽然不尽相同，但使“经道合一”思想更加明确、系统。

“经道合一”论意义在于：

第一，考证与义理的统一。经文涉及古代的名物典章制度等，必须依赖考据才能弄懂，同时又含有微言大义，这就需要掘发义理。因此考据与义理是相辅相成的。

第二，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内圣偏重修己，涉及性与天道等，外王指治人，涉及社会政治等，它们也是相互统一的，内圣必须开出外王，经世致用才是归宿。

第三，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一致。所称一致非等同，因为事实与价值有区别。相对而言，对经本文的考据、训诂，由于其寻探的对象是史实，必须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事实判断。

对大道的阐发，由于其研讨的对象是思想，则离不开诠释主体的观点、立场，价值判断。正是由于这一点，不同时代人通过对经典的解释，把自己的观点注入其中，赋予儒学时代的特色。而后人又根据其中折射出的思想火花进一步加以诠释，使儒学具有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