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

从唐代后期开始，佛、道学说对广大士大夫修养身心方面的巨大影响，引起了一部分儒者的不满与不安。

但是，也有另一部分儒者则注意到了佛教理论并不是完全与儒学相冲突的，只要利用得好，可以与儒学互补，起同样的效果。

而再有一些儒者则更为高瞻远瞩，他们借鉴佛、道心性形上学理论，主动地去到儒学内部，发掘可与佛、道相抗衡的理论与经典根据，并据此建立起儒学的心性修养的形上学理论体系来。

性理学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不过，他们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不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

因为，汉唐以来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虽然也有某些变化，但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它一直受到当权者的全力维护，而并未中断。

因此，性理学家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他们希望重新充分发挥儒学道德修养方面的社会功能，夺回被佛、道占据了700年优势的身心修养、思想理论领域。

再则，性理学所复兴的儒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也都与先秦原始儒学有了很大的不同。

宋明清性理之学对儒学的重大发展，是与它积极吸收和融合玄学、佛教、道教的理论为己所用分不开的。

理学核心理论中的“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等，又显然吸收于佛教，其中尤其是与佛教华严学中的“法界缘起”，以及“六相圆融”、“理事无碍”等理论的启发有关。

王阳明著名的“四句教”，则更是明显地表现了儒佛的融合。通过这些基本理论的发展，性理学也大大地丰富了儒学的知识论和修养论理论。

宋明性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受西方列强入侵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人们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斥其为“吃人的礼教”，高喊要“打倒孔家店”等。儒学再次面临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