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著名的儒佛之争，这一争论可以表现在观点上、言论上和实际行动方面。

儒家在论及佛教的孝道伦理问题时，多半采取主动攻击、质疑的姿态，体现出其以华夏正统自居和面对异端侵入时那种居高临下、义正辞严的气势。

同时，佛教的流行使儒家的固有观念受到冲击后，面对一种崭新的、需要作出价值认定的情况时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困惑和恐慌。

儒家著作《理惑论》指责佛教始祖释迦牟尼“以父之财施与远人，国之宝象以赐怨家，妻子丐与他人”的行为是“不敬其亲而敬他人”、“不爱其亲而爱他人”，是违礼悖德，不仁不孝。

这里对佛教的质疑全是针对沙门的形貌和事迹而发。儒家在辩难过程中，把儒家经典中的说法当作论辩双方都得承认并遵守的天经地义、不言自明的公理，以之来作为衡量孝与不孝的标准。它很能反映出儒家的文化优越意识。

东晋孙绰的《喻道论》中也记述了当时儒家对佛教徒的论难。论难的内容和思路与《理惑论》基本相同。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佛教的某些教规、行迹确实太过新奇怪异，与儒家传统观念习俗明显相违，这也是其最初在中国立足的一个主要障碍。

另一方面也说明从2世纪末的牟子时代一直至这个时候儒家对于佛教在孝道伦理方面做不出更深层次的追问，因而不得不在表面形式上反复作文章。

总起来看，东晋以前儒家只是就事论事的针对孝道伦理的有关具体问题提出看法和质疑，试图通过伦理道德上的评判驳倒佛教。

东晋时代佛教日益发展壮大，在桓玄主政之前，既有体现前一阶段儒佛辩难特点的《喻道论》，又有后来批判佛教“无孝”并将之与王朝治乱相联系的庾冰“沙门应尽敬王者论”以及多年后慧远的相应辩护。

自桓玄首次公开指责佛教“伤治害政”后，儒家主要是以国家的名义从政治、社会、经济、伦理等方面全面否定佛教。一切其它问题的涉及，包括佛教的“无孝”成了证明佛教“伤治害政”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