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问》是明代大儒王阳明研究《大学》的定型之作。《大学问》的文化前提是《论语》、《中庸》、《大学》及《孟子》等为代表的儒家心性之学。

在这一前提下，王阳明具体展开了对朱子学的批判性反思。在其思想文化前提的作用下，在反思朱学过程中，王阳明确立起了自己的哲学立场、哲学逻辑及观点，即《大学问》所集中表达出来的、作为王学最高发展的“致良知”逻辑。

在《大学问》中阳明贡献出了对《大学》的逻辑解读。通过这一解读，即彰显了《大学》内含着的思想理论意义并使其文化化，同时也确立起了自己的哲学，为中华民族贡献了宝贵的哲学文化财产。

后人认为，一方面，王阳明基于生存论的哲学立场所作的《大学问》凸显了《大学》内在逻辑，使其文化化。阳明将三纲领把握为一个内在的逻辑过程，使其既具有本体基础，又具有现实性。

八条目作为三纲领的具体节目，体现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此乃《大学问》对《大学》的贡献。

另一方面，《大学问》通过对《大学》的解读完成了王阳明致良知哲学逻辑的建构。王阳明通过对本体的澄明，对三纲领的逻辑把握，对致知的诠释最终完成了其即本体、认识、修养于一身的一个三位概念——致良知。此乃《大学》对阳明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