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之辨，宋明理学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王阳明通过揭示心之内涵及心意关系对儒释之辨作了深刻说明。

基于良知应感起意而又不执着于意的特征，王阳明认为儒释两家在形上本体方面没有不同，都是虚灵的心之本体。

儒释的差别在于佛教一念执着障碍了心之本体的感应之功，从而堕入虚寂，不能如儒家一样肯定世间价值。王阳明的儒释之辨，在理论上最终完成了唐宋以来儒家学者站在儒家立场上融释佛老、恢复儒家正统地位的历史使命。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后，其精湛思想对我国思想界产生了重大震动，深刻的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但由于其缘起幻化学说与出世主义同儒家的基本观念严重冲突，所以自始就遭到固守儒家传统的知识分子的诟病与排斥。

不过，汉唐儒者排佛，多从政治、伦理层面入手，而对佛教的形上基础缺少相应的领会，因此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至宋代二程兄弟提出“天理”观念，通过彰显儒学形上基础肯定儒家的道德法则与人伦秩序，始能入室操戈，揭示出佛教的流弊与缺失。

然而在当时“大率谈禅”的风气下，二程重点是接续儒家道统，对儒释异同及其根源没有作出明确说明，甚至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采取了有意回避的态度。

朱熹继承二程理学，严辨儒释疆界，可是由于他对心性本体的理解存有偏差，致使对佛教禅学的批判多不相应，而他的观念又深刻的影响了后来的理学家。

可以说，直至王阳明对良知本体的内涵及心意关系作出深刻揭示，并以此为基础明辨儒释，儒佛异同问题才得到清晰准确地说明，贯穿于整个宋明理学的儒释之辨才得以在理论上最终完结。

王阳明认为儒释差别不在本体而在工夫，而且差别只在毫厘之间，这一分判儒释的立场实际蕴含着重要意义。

一方面，与一般儒者笼统认为佛教之所以不能像儒家那样肯定人伦秩序和道德法则，做到治国平天下，是因为儒家的本体是一“实理”，而佛教的本体是一“空理”，从而把两家有根本对立起来不同，王阳明宣称儒释在本体上是相同的，这无异承认两家对生命本真的基本体验与生命追求具有相同的方向，而这正是儒释融通的前提与基础。

可以说，只有王阳明明确指出儒学与佛、道二教对心性本体的体认相同，才真正说明了儒家之所以能融释佛老二教的可能性根据。

另一方面，在承认儒释对本体的体认相同的前提下，王阳明强调佛家在修养工夫上存在一念执着，这就不但明确指出了儒家与佛教的差别所在，而且表明儒家比佛教更有优长，这就为坚持儒家本位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说明。

在这个意义上说，王阳明的儒释之辨在理论上最终完成了唐宋以来儒者所面临的融释佛老、恢复儒家正统地位的历史使命。

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王阳明的儒释之辨具有明显的儒家本位意识，而且对禅佛教的批评也未必准确，即便如此，王阳明深入到心之本体及心意关系的层面分判儒释异同，明确宣称两家在形上本体方面有相同的体认，两家的差别只在工夫进路的不同，这也堪称是宋明以来三教合流的一个成功范例。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当代高僧太虚大师盛赞王阳明是“儒家仲尼以来之一人”，是“华梵两化所育生之唯一良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