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秦和两汉时期得到较大规模的发展，尤其是到了东汉时期，它传播到华夏大地的几乎每个角落，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原因的。

首先，儒学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博大精深、影响广泛的学派。又经过秦朝和汉初80余年儒家学者的整合、改造、创新，发展成为势力最大、最具生机的学派，有着其他学派不可比拟的优势。

比如它拥有一批经过整理的思想资料《易》、《诗》、《书》、《礼》、《春秋》、《论语》、《孟子》、《荀子》、《孝经》等。

它又拥有一大批学识渊博、声望卓著的学者，他们或跻入庙堂做官从政，以自己的学识为统治者服务；或固守学派的营垒，聚徒讲学，全力延续儒学的香火；或努力整合，立志创新，对传统儒学进行精心改造，大大扩展了儒学的影响。

经过数代儒家学者的改造创新，特别是经过董仲舒大手笔的精心整合，儒学以全新的面貌出现，赢得了汉武帝的青睐。

于是，通过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热烈拥抱，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将儒学推上了主流意识的宝座。这其中，太学的建立、经学官学地位的确立、从儒生中选取官吏制度的确立，无疑加速了它的传播。

其次，经董仲舒创立的新儒学，既保留了原始儒学的仁、礼互补的基本精神，又广泛吸取了其他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为我国封建社会找到了最为理想的意识形态，对稳定和巩固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形成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这样，它既能获得统治者的垂青，又能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同，是我国宗法农业社会最适宜的意识形态。例如，儒学倡导大一统，鼓吹“内诸夏而外夷狄”，反映了中华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蕴涵着深厚的爱国主义，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儒学倡导尊君爱民，鼓吹等级秩序，“说忠孝，道中庸，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找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利益的结合点。

特别是儒学倡导的三纲五常伦理学说，给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反映了中国宗法农业社会中君主、臣僚和百姓对伦理道德的认同。

儒学同时具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意识和博大深广的人道主义精神。一方面，它要求对百姓实行仁政、德治，肯定“汤武革命”的历史正当性；一方面又提倡仁爱、立人、达人和“推己及人”，要求以爱心和亲情建立友爱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学还倡导“尽人力而听天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颂扬独立不移的大丈夫精神和操守重于生命的品格意识。儒学还一直重视教育事业，不少儒生不论做官还是为民，都不放弃聚徒讲学。这一切对中华民族的精英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具有永恒的吸引力。

再次，儒学还具有开放性的学术品格。从其产生那天起，儒学就不断地从历史和现实中吸纳知识与智慧，还不断从异质文化中吸纳知识与智慧，以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

儒学不是一个自满自足、僵化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与时俱进的奋发进取意识的开放性学派，因而能够紧跟时代，不断增强对社会和人生需求的适应能力。

还应该指出，儒学同时具有实践性和普及性的品格。它没有故作高深的玄理，也不用晦涩难解的文字，它的政治经济思想、伦理道德情操、人生价值理念，都是用比较贴近百姓生活的语言和司空见惯的事物表述的，因而较易为人们所接受，并且润物细无声般渗透到人们的身心之中，融化到人们的血液里。

显然，统治者政策的引导，“禄利”的诱惑固然是儒学在两汉时期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但儒学本身所具有的较其他思想流派不可比拟的优势则是其迅速传播的更重要的原因。